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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四十年所见农村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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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四十年所见农村之变迁

帖子 由 周群中革中央 于 周四 十二月 29, 2011 9:44 pm


  周群点评:农村的发展依靠:整田平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化肥、粮种改良。中国解放后合作社解决了整田平地;人民公社解决了水利建设;工业的腾飞解决了农业机械化、化肥;科学的重视解决了粮种改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集体化的结果,更是改变中国东亚病夫状态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的农村单干,实际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必须依仗集体化的农村发展,仅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奠定了整田平地、化肥、粮种改良的基础,才导致最终遭受严重破坏仅是至关重要的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


  原文《插队四十年所见农村之变迁》转载:

  1968年后,笔者曾在“北大荒”某人民公社下乡种地11年,与那里的知青、贫下中农一起,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  

  刚下乡时,正值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之初;返城时,“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返城后,怀着对同志、朋友,对山清水秀的北大荒的眷恋,曾多次重返“第二故乡”。现在,不但许多当年的同龄人已经故去,那里的山清水秀也早已荡然无存。  

  四十年的变迁,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单干。  
     
  (一)人民公社阶段  
     
  1969年,天灾,笔者所在的生产大队,知青插队的日子相对艰难,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但以后的10年中,大家团结一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渐渐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农民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  

  当年,我们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同时牵引三联播种机时,每天可播种小麦1,000多亩;挂液压悬挂七铧犁时,每天可播种黄豆300亩。而联合收割机的工作效率与镰刀割地、牛马运输、人工打场、扬场相比,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10年中,村里的“机耕队”,已经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28人。这28人,不但负责村里大部分土地的耕作(9,000亩小麦、3,000亩大豆),还担负着村里的发电、机修、碾米、磨面、电影放映、广播等任务。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村里还另外培训了20名左右的机务后备人员。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那时,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在那个半农半牧的丘陵地区,生产队有的是马、牛、羊。最初的机械化是靠卖牛、马的钱搞起来的。机械化的发展,使村民们彻底告别了靠牛马种地(6牛或6马,拉一副犁杖,靠人扶犁、点种),吃粮靠推碾子、拉磨的时代。  

  笔者当年所在的生产队,克山病、大骨节病高发。1958年,克山病大爆发,妇女死得不剩多少,许多鳏夫不得不逃往“下荒”,1968年以后,病死率仍然很高;而大骨节病使村里的青年瘸瘸拐拐,没有一个能够服兵役。这里的北京知青,经调研发现,可能是饮用水有问题,并立刻开始着手改水。1970年秋,黑龙江省水文地质队为村里免费打下了两眼深井,村里集资购买了井管、井泵、电机、柴油发电机组及其它配套设施。深井水,彻底消灭了地方病;合作医疗,使村民们具有比现在优越得多的医疗条件。  

  集体经济的发展,使村里有了第一所砖瓦结构的学校。为满足发展的需要,及满足未成年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小学、初中不出村可以连读。许多知青在学校任教,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经过十年的努力,村里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由原来的200元左右,达到1,000元左右。要知道,当时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在转正定级后也不过每月56元呀!  

  十年中,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开始搞科学种田,使主要农作物小麦的平均亩产从原来的150斤左右增加到250斤以上,并继续采取措施提高平均产量(理论上,小麦亩产应能达到1,000斤以上;大豆亩产应能达到600斤以上)。  

  那时,我们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当时政府收购价:小麦每斤0.14元、大豆每斤0.24元),每亩投入10元,能收获30元以上。但我们并不满意,还在为实现每10元投入,收入60元的新目标继续努力。(附近的国营农场,当时能实现的最高指标是:每亩投入30元,收获60元)  

  那时,当地的农民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们享受着大自然的种种恩赐。夏天,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山下是鲜花遍野的草甸子;沟塘中流水潺潺,玉带河从村前向东缓缓流过,清澈见底,每隔不远就穿过一个泡子(小湖),像一串“糖葫芦”。水中游鱼如穿梭,林中鸟语兽鸣。冬天,虽说是“猫冬”,但除正月外,仍很忙碌。少数民族喜好狩猎,但汉族只是偶尔捕鱼。渔猎活动从来不会空手而归,如若半天打不到20斤鱼的话,就没人会去打鱼,认为不合算。同样,如若搞副业,平均每人每天挣不到6元的活,就不会有人同意干。那是计划经济时期,百姓心中的账算得倍儿清。  

  唯有每年春、秋两季的护林防火是不计成本的纯义务劳动。一旦发生荒火,周围的村民会在第一时间奔赴火场,并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那里,最近的村子相聚约 5公里 ,远的有 10公里 左右,村中不通电话,通讯极不方便,又几乎年年都有山火发生,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像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那样的损失。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党中央多次派代表团访美。项南访美归来,带回了美国的农业“大片”。村里播放了这部影片,使大家了解到美国农业高度机械化带来的高效益。美国的农民每年干不到3个月的农活,生活却过得很好,村民们非常羡慕。因为我们当时每年的农闲加“雨休”总共也不过3个月多点。尽管中美国情不同,无法完全仿效,可新的耕作技术的确让方圆数十里的人们大开眼界。  

  有人曾经对“要想发财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结论是“10年”。笔者的经历,验证了这个问题。  
     
  (二)单干的前奏  
     
  1978年以后,上面刮来一股风。  

  首先是政府宣布解散了文革期间村一级建立的初中和乡一级建立的高中。很多知青不得不离开了曾经热爱的“教书匠”岗位。  

  接着是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离开了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土地,许多国营农场当年便撂荒了许多耕地。  

  1980年,笔者为了求学,也暂时地离开了自己相交多年的朋友和心爱的一切;但无时无刻都在怀念着这块曾经抚育过许许多多插队知青的土地。多次返乡,使笔者对那里的变化多有了解。  

  1981年,上面刮来了单干风,可村民们坚决不干,顶了一年;而附近的少数民族村更是反对,顶了二年。  
     
  (三)单干阶段  
     
  胳膊终归拧不过大腿,1983年,那里的单干改革已经完成,原来的“人民公社”被改为“乡”。这是大势所趋,人们无力与强权对抗。  

  单干的结果是:拖拉机、康拜因、发电机组,及其它配套农机具被卖了废铁;电力电缆被分割,编了蒸馒头用的栊屉;成群的牛、马被分到各家各户;漫山遍野是撂荒的土地。人们重新过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点柴油灯的日子。  

  这年,笔者已读完大学,不愿回村单干,在城里找了工作。村民们也不得不开始攒钱,准备买“小四轮”拖拉机,并在以后的几年内,把撂荒地重新种了起来。1985年以后,少数人家再次对大型农机具感兴趣起来。  

  1985~1996年期间,大型农机具的使用,以及奔美好生活的愿望,驱使人们肆无忌惮地开荒,周围数县的森林、草场被大量破坏。当地领导坚持认为:“树林子不能变钱,开了地就能够收到农业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竭泽而渔的手段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赞许与支持。  

  1996年夏天,乡里的朋友听说我要回去,想为我打只狍子,外出半月,无功而返。那时,村南的山上还可看到已被推倒,但尚未运走的死树。方圆数百里的林木都是如此命运。这年,是那里的最后一个丰收年,并从此进入了“五年四不收”的历史新阶段。  

  想当年,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飞禽、走兽应有尽有。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富饶美丽的大兴安岭”,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一点不假。书中描述的美景,现在只能梦中见了。  

  大面积的植被破坏,导致了区域性气候异常。其最终恶果及影响范围,远比庄稼的“五年四不收”更为严重。1998年夏季的大兴安岭雨水,直淹齐齐哈尔、哈尔滨(那年长江也因同样原因发了大水),中央政府不得不斥资数十亿修建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想起那次发水,可谓百年不遇的奇观,从齐齐哈尔向北,火车就在一望无际的水中开行,铁路两侧能见的只有打渔的小船(以后,因大水持续不退,铁路被迫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  

  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截断了嫩江。现在的嫩江在水库坝下断流。坝下水底露出的沙滩,已被绿色的植被覆盖;水中的脏物也清晰可见。自从水库完工,就连年缺雨,水库的库容一直无法达到预期数量。水库上游,残存的松林周围,许多林木在枯死,就连数百年的老树也难以幸免。  

  从1996~2006年,那里的百姓只有2次像样的收成,算算总账,还是“五年四不收”。  

  去年大旱,大豆亩产最高只有130~150斤。  

  今年是另一个10年的第二年,虽因春旱,庄稼晚种一个月,但霜也晚来了一个月,加上后期的雨水调和,还是有了较好的收成。气候的变化显然不是好事,今年的丰收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8年前,那里的无霜期约100天,但现在的无霜期比120天还要多些。当年,那里冬季气温最低零下40多度,现在不到零下30度。原来的山清水秀,变成了现在的秃山臭水(用小河水浇园抗旱曾导致绝产,是因为农药化肥滥用导致的水污染)。  

  但比气候的变化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粮价波动,严重地影响着村民们的收入。以这两年的情况为例:  

  去年收获的大豆,价格从原来的每斤1元左右,涨到今年夏季的最高3.1元。同样种地,同样的大豆,有人每斤卖到1.7元,有人卖到2.8元。收入差距是如此之大!  

  因为粮食贩子在收秋后,立刻压价收购,那些靠贷款种地的农民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抵还贷款。否则,下年种地就得不到贷款。而那些略有富余的人家,可以囤粮到第二年春节以后,待粮价被憋高后再卖。那里的贫富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  

  单干以后,合作医疗没有了,贫富两极分化在不断加剧。但富人总是一小撮,大部分村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有病没钱医,不得不卖地治病,也仍然逃不过死神的阴影。笔者的同龄人,现在幸存的已经不多。虽然政府近年来开始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但附加了许多条件,远水解不了近渴。  

  村里的学校现在彻底没有了。孩子们上学,必须到其它地方,代价高昂。虽然这些年附近村庄有少许孩子能够在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但也只限条件好些的家庭。  

  即使是条件好的家庭,也难免要卖地为亲人治病。彻底失地的农民有些外出打工,有些租地生活,但千万不能生病。  

  笔者的一位朋友英年早逝,他儿子要为母亲做心脏搭桥手术,几十万元的手术费难以筹够,不得不卖掉了200亩左右的耕地。过去大多数人卖地的价格约200元一亩,因为急等钱用(如果出租土地,每亩每年是100元左右)。  

  现在,每亩地的价格不但已经超过了1,500元,而且还在继续上涨。卖地的人往往是因各种各样的临时困难,为解燃眉之急。买地的却大多不是为了耕种,而是看到土地的不断“升值”,买去炒作。在许多村子,前些年卖出的地,现在已经被转卖了4次以上,名义上大多是无限期的“长期租用”。  

  大约70%以上的村民都有多少不等的债务。即使条件好的家庭,有时也难以避免。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地增加着种地的成本,粮贩子的压价收购,总是使大部分村民入不敷出。缺钱人家,不得不以低价卖粮,抵还外债。  

  因今春种地成本大幅增加,许多人家种不起地,纷纷借贷。有人为种1,500亩小麦,外加600亩大豆,贷款30万元;不料一场急雨,小麦全部倒伏,本应亩产500~600斤的小麦,每亩只收到260斤(每斤约0.7~0.8元);可喜的是,今年大豆亩产达到了300斤(现价每斤1.7~1.8元,到明年春节后可能还会涨价)。这样的产量,在那里可算是相当高了。由于今春的化肥农药涨价约一倍,种地成本每亩200元左右,赔本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笔者曾向一名粮贩子进行过咨询,他说:“因为明春的生产资料还要涨价,今年的大豆若不能卖到2.45元一斤,种地的就赔了!”  

  在上述情况下,许多农民宁可把土地出租,也不愿自己去种。今年地主们自己种地,是因为春旱时间太长,以前的租户怕冒风险,不敢再租他地的缘故。  
     
  (四)单干前后生产关系的比较  
     
  单干前: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是集体劳动,集体核算,年终分红。一个生产队只要有几个能人,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个别人口多的家庭,能够得到困难补助,孤寡人家被称为五保户,保证不会挨饿;合作医疗基本免费,生产队的医疗费用提留,可为少数病困者去病消灾。  

  《农村工作60条》的贯彻,使生产队的社员享受着平等的权力。少数以权谋私的村干部,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清除出干部队伍。百姓中的大多数人以自私自利为耻,方圆百里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海之内皆兄弟”。  

  那时的***员是老百姓学习的榜样。  
     
  单干后:  

  少数能人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大多数人穷困潦倒。据某县某乡的“乡志”记载:1982年,全乡平均粮食亩产155斤。而该乡的某村,从1982~1997年的粮食平均亩产,没有一年是超过100斤的。  

  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连年干旱。原来整片的耕地已被瓜分为若干小块,归属于不同的农户,想要打井抗旱,想要调茬改种别种作物都已经很难。  

  不少人家因病致穷,最终全家死光。地多的人家还能卖地治病,地少的人家,卖光了地还治不好病,只能等死。农村的医疗保险是近年开始推出的,已经有了病的人是不给上保险的,因为保险公司要赚钱。笔者的一位朋友,在瘫痪无奈的情况下,自缢身亡。  

  单干以后,“私”字发扬光大。那里盗贼遍地,什么都丢,什么都卖。养狗都须铁链拴,即使铁链拴住,也难免被他人偷吃的命运。那里的农民,对解放前的曾存在的“卖大炕”很是反感;但前些年,东北的国有工厂大批倒闭,许多城里的妇女下乡卖淫,村中百姓深表同情,还说“齐齐哈尔的小姐干净”。  

  种地不能发财,但当官可以。据说:要想当个村官,可以花50元买一张选票,一旦当选,可从村中回收成本。鱼肉村民2~3年,可“捞”10万元以上。10万元可以买个乡党委书记,可以在乡的范围内“捞”,2~3年即可捞到100万元以上。100万元可以买个县委书记……。以此类推。都想照此办理,就产生出“狗咬狗”的问题了。  

  比如:某村党支部书记把村中仅剩的1,000亩公地卖掉了,可村长没有占到便宜,就鼓励一伙村民,把卖出的地抢种了;卖地人当然不干,打起了官司,现在事情尚未了结。  

  实际上,到了县委书记这一层,就不必自己花钱买官了。因为,这个官位有人会替他买,县官们表面上是很廉洁的。只要当官后,对朋友够意思就行了。县里的工程自然要承包给帮助自己买官的朋友了。可是大家都想承包到工程,也不能都便宜了一家呀!分赃不均,自然还要“狗咬狗”。  

  老百姓苦不堪言,必然有人上访告状,但各处路口都有把关的,消息难得透出。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愈演愈烈,农业税、小额征费、各种摊派、买官卖官、行贿受贿,不断地增加着农民的负担。虽然,目前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地还能得到补贴,但补贴能到农民手中的数目终归有限。  

  前些年,当中央政府还没有取消农业税时,地方各级政府纷纷瞒报土地面积,以截留税收(当地农民基本如数缴纳),挪作他用,被截留数目达到大约总数的50%。因此,当中央不再征收这笔税费,并按原来地方上报的土地面积为农民下拨种地补贴时,农民就无法得到应得的钱数了。

  几年前,笔者返乡,听到的是老百姓(其中,有些人自己还是***员)骂“***”。今年不骂***了,改骂那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骂单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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