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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由 天地高压电 于 周二 十二月 27, 2011 6:47 pm

广东处理大局值得肯定--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对于广东乌坎村事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要清楚认识问题和定位问题。因为,在目前中国,发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什么问题的暴露是必须的、必要的、重要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执政过程中,主要倾向于以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判断问题,倾向于以掌控国家发展主导权认知事务。
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问题。第二是社会发展的问题。第三是权力发展的问题。现阶段暴露出来的有价值的问题,必须对其问题类型进行定位。不能够混淆三类问题的类型与重要性。为此需要把握定位问题的要领:
第一,是欠发展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对国家发展到小康水平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要用欠发展的矛盾来压制、掩盖发展中的矛盾。欠发展地区暴露的问题只有局部意义,不能够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知和定位。只有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才是我们从全局意义上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只会出现在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这些地区暴露的问题,才是中国的主流问题,也才是有国家价值的问题。
第二,当下暴露出来的问题,究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必须要分别确认。要避免以往对暴露出来问题的进行价值辨认,不分青红皂白地政治化的思维定势。
第三,在对待已经暴露的问题时,由权力主导处理相关的问题,进一步引伸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交由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使问题的解决得到改善。
在问题的定位上,一定要凸显发展中那些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的暴露,从而使其具有推进国家发展的战略转型意义。不要以局部的伪问题,掩盖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比如说“黑打”就是伪问题。有推进国家发展价值的问题暴露出来后,国家必须要理性认知和依法解决。
其次,广东省逐级递进处理这个问题的思路、制度跟进、具体举措,尽管有改善的余地,但总体上说是在把握住了真问题、大问题、国家战略问题的情况下,逐级递进地寻求解决方案。严格说来,乌坎事件发生的初期,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定位还不是那么准。还依循惯性思路对待和处理:党委和政府一旦发现哪里出现了问题,第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平抑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从大局上讲,广东省这一次在事件的演变中,还是能够摆正姿态,面对问题,从而较为理性地解决问题。这与广东领导的三个理念有密切关系。
第一个领导理念是,在广东的疾速发展中,社会和市场的高度分化,跟权力已经形成了博弈关系。这一次《人民日报》评论广东省委省政府解决乌坎事件时,用了一个原来我们不愿意用的词儿,即“利益博弈”。这个词汇准确反映了广东省委省府、乃至中央领导已经把政府和社会摆到了同等位置。而这个博弈最大的用处,是为三方的理性博弈,找到各自的边界提供了契机。此次,广东在中国现代发展最关键的时候,以承认社会、市场和党政权力博弈的合理性,稳妥地解决了乌坎事件。这是执政理念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在社会管理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第二个领导理念是,在制度配置上应当适应社会的最新变化。自建国以来,一个省委副书记带一个工作组,有主管厅的厅长、市县领导出席,与村民直接讨论干群冲突,这在制度供给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举措真正有制度意义的亮点是什么?就是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愿意在制度上与民众理性妥协、进行谈判。用到“谈判”这个方式,就跟前述博弈在逻辑上对应起来了。“谈判”,不是说我们党没有权威,不是说我们政府就丧失了配置资源的权力。相反,应该配置什么资源给你,应该用哪一级领导来解决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公民的诉求,这是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回应的。这一次“乌坎转机”是一个社会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
第三个领导理念是,必须灵活地确立处理公众事件的操作技巧。虽然这一次在处理乌坎事件上,惯性思维还在发挥作用,即部分领导总想快速把它抹平,总想做出风平浪静的安宁状。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逐渐习惯在社会风波频发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技巧。作为一个执政党,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让它们的运作跟执政党的主观理念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反之,庞大的市场和复杂的社会,让执政理念与其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在两个不可能之间,就需要我们逐渐学会按照个案处理问题,而告别以往的整体主义思维。所谓个案处理的意思是什么?即不要把一个公众聚集的个案,惊怪地上升为所有敌对势力的瞬间聚集。于是以政权稳定和颠覆问题的敌对思维进行严厉处置。一个小小的乌坎村事件,如果我们限定在乌坎村范围内处理问题,怎么可能涉及到国家权力的稳定和颠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广东的处理细节上虽然还有问题,但是在处理的大局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展现了统治权力必要的灵活性。
第三方面,我也想对广东提出三个建议。
一要把广东的新观念、新做法勇敢地来表达出来。广东每每处于改革开放的尴尬状态,不敢把自己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的探索,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对待。因而往往处于一种战略的被动状态。大家始终觉得,广东要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探寻科学发展的道路、要探寻改革开放的前沿政策、要努力张崭新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要寻求政府新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于是种种探索就总处于被动状态。探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就成为我们习惯的、未经改革的、***式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随时加以痛诋的对象。广东这一次扭转乌坎危机,就要勇敢指出,广东探索所出现的问题,是为国家发展探路而出现的问题,不是广东谋一省私利导致的问题;是为国家发展、进一步改革进行探索时出现的错失,而不是为广东一省独占鳌头引发的危机;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调整必然遭遇的困局探路,而不是为广东一省的力拔头筹冒险。因此,广东要有十足的勇气,阐释自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做出探索的观念价值、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其中出现的现代新观念,要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层次——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承认利益博弈、以谈判解决纠纷。而不是以过去那种革命党的、简单的暴力手段,对付社会利益冲突。
第二,建议广东勇于把乌坎事件制度化解决的思路,真正落定在广东地方治理的制度配套中。能不能通过省委、省政府的文件,或者通过省人大的立法,把它法制化,使其成为中国法制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问题、或者制度化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典范。
第三,建议把这次处理乌坎事件的具体细节、基本举措,和领导逐级递进地显身性介入,变成一套处理社会公众事件的举措和办法,从而形成一套程序。通过对乌坎事件处理的一种升华,把广东处理类似事件的具体举措,程序性地描述出来,使得以后处理类似事件,可以有一个程序上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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